配资炒股炒股溥仪要卖，日军要收，带着四库全书逃难，这些书生豁出去了

书有四大“厄”：水、火、兵、虫配资炒股炒股，其中尤以“兵厄”为害最大，《四库全书》就是“兵厄”的受害者。

这部世界上最大的手抄丛书，全书约8亿字，因为太珍贵，怕出意外，乾隆时期共抄7部，分头藏进南北7座皇家藏书阁。不想，才到清末，《四库全书》就只剩“三部半”了。这“三部半”在抗战中险象环生，如今书与阁同在一城的，仅剩文澜阁本。

“半部”文澜阁本，坎坷最多，从晚清起，就历经战火、迁徙、补抄，而回溯其最惊心动魄的篇章——抗日西迁，更是一部由文人志士与普通民众共同书写的“文脉长征”。

1909年拍摄的文澜阁内部，《四库全书》和书橱都在。

今日文澜阁

四库七阁，硕果仅存

1938年2月22日，一辆军车从上海疾驰杭州。车上，是日军“占领地区文化接收委员会”派出的9名“文化人”，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：把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带回日本。

日本人觊觎《四库全书》多年，“1905年3月10日（日俄战争期间），我军占领奉天（即沈阳）时，我国学术界首先瞄准存放在奉天故宫的《四库全书》以及众多的殿版书籍，并提议搬运到我国。”这句话出自日本人水野梅晓在1935年所写的《明治大帝和奉天文化的保护》，可见他们早就惦记着，要窃取这部书。

闹得最沸沸扬扬的，要算溥仪“败家”，差点把奉天文溯阁本卖给日本人的“黑历史”。

1922年3月26日，上海《时事新报》和北京各报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：清室准备将奉天《四库全书》以120万元的价格出售，日本表示无论如何一定要将《四库全书》买到手。随后，两方人员进行了秘密交涉洽谈。

乾隆帝若地下有知，一定大受刺激。作为一位有“文治”雄心的皇帝，乾隆帝对《四库全书》视若珍宝。当年他金口一开，搞盛世修典。作为主编，纪晓岚带着3800多位儒生，展开了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宏大工程。这部书耗时13年，共收书3461种、79309卷、36381册，基本囊括了中国所有古书，故称全书。

为躲“书厄”，乾隆帝把这部约8亿字的丛书誊抄了7个版本，分藏于南北7座藏书阁。“北四阁”为北京紫禁城文渊阁、圆明园文源阁、沈阳故宫文溯阁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，都是皇家禁地。其余三部收藏在扬州文汇阁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，也就是“南三阁”。

据史料记载，文澜阁是“四库七阁”中唯一向民众开放的。江南的文人学子可入内阅看，在办理手续后，还可以把书借出抄录，可谓开世界公共图书馆之先河。

不过，盛世转瞬即逝，鸦片战争距乾隆去世只有41年。1860年，圆明园付之一炬，文源阁书也灰飞烟灭。“南三阁”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全军覆没，只有文澜阁里抢救出一些书，算是“半部”。

到民国《四库全书》仅剩“三部半”。为防不测，1914年，民国政府把奉天文溯阁本运来京师，暂存于故宫保和殿内。存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本，则划拨给北平图书馆。

堪称中华文脉的一部书，为什么要拿出来贱卖呢？

原来，“小朝廷”此时正在筹备逊帝溥仪的婚礼，比照同治婚礼的排场，即便一切从简，也需要50多万元，可民国政府只同意拨款10万元。为了维持“帝王”尊严，他们将目光盯上了紫禁城里的宝贝。

清室听说，日本因为法国买到了一部分落入朝鲜之手的《四库全书》，而感到十分羡慕，便主动去与日本驻京公使署接洽，请他们购买暂存在保和殿内的文溯阁本。

溥仪登报拍卖“家产”不止一次，但这次，中国知识界忍无可忍。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、马衡等七人发表声明，《四库全书》及宫中所藏一切图书古物，都是国家公产，并非爱新觉罗一家的私产，如果卖给外国人，不但是毁弃国宝，更是国民的耻辱。他们强烈要求政府迅速派人查明此事，并将库书从保和殿内转移至其他适当的部门，妥善保管。

这次，日本人没能将《四库全书》买到手。1925年，手握兵权的张学良亲自出面交涉，才使文溯阁本回归奉天。

6年后，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，东北沦陷。时任“奉天市长”的土肥原贤二，在事变发生后仅一个星期，就发出公告，令日军将文溯阁本掠走、封存。此后，中国学界普遍认为，文溯阁本已被运往日本。

华北不安全，深藏大内的文渊阁本，不得不以影印为名南下避险。专室陈列的文津阁本是北平市民的定心丸，轻易不能动。它和杭州的文澜阁本，一南一北，对外开放，使北平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（简称浙图）成了学术重镇。

1937年，北平沦陷，文津阁本情况不明，文渊阁本也在东躲西藏中，命运难料。文澜阁本一时间成了“四库七阁”中的“独苗”，愈发珍贵。

进攻江浙前，日军特地建立了“中支（华中）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”，以“满铁上海事务所”“东亚同文书院”“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”等机构的成员为骨干，表面上都是文化人、中国通，其实就是图书大盗。“南三阁”中仅存的文澜阁本，自然被他们视为囊中之物。

然而，这9人小分队在疯狂扫荡了文澜阁、浙江省建设厅、西湖博物馆等26个机构单位后，却“遗憾地”一无所获。后来，日军打听到书已转移到富阳山区，又磨刀霍霍地杀到了富阳渔山。

富阳渔山赵坤良旧宅，作为文澜阁本迁出杭州后的首个落脚点，曾藏书3个月之久。赵坤良的后人在采访中说起鬼子进村的情形：“1940年日寇为逼出国宝下落，纵火烧了我家新宅，当时房屋都烧完了。”

他把一把小凳子翻过来，背面是赵坤良亲笔：“民国二十九年敌寇流窜本乡，新居被焚，此凳因借石马村小学，由幸得保存”。这段文字穿越至今，既是日寇侵略的罪证，更是护书人无悔的气节。

赵家新宅烧光了，但藏书的老宅却躲过此劫，今已成为文澜阁书西迁的首站纪念馆。其实，在日军赶到富阳时，早有人棋快一招，把书转走了。这些书后来又辗转浙、赣、湘、黔、川五省，一次次逃过危机，抗战胜利后才运回杭州，往返行程达5000多公里。

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西迁图

这次铩羽而归，被日本学者松木刚写入《掠夺了的文化——战争和图书》一书。他有所不知的是，与日军周旋的，不是军队，不是政府，而是一群势单力薄的书生。

“前丁后陈，并垂不朽”

主持这次抢运的，是时任浙图馆长的陈训慈。

在老照片里，陈训慈给人的第一印象是“瘦弱”，在浙图后人的回忆里，他是位“瘦瘦小小的老者，拄着拐杖，踩着碎步进进出出，好像生怕踩着蚂蚁，连生气都是文绉绉的”。这么个文弱书生，找人，找钱，找车，奇迹般带着国宝翻山过河，躲过了炮火轰炸。

为抢运国宝，陈训慈曾多次至浙江省教育厅寻求帮助，但又失望而归，还吃过几次闭门羹。史学家毛昭晰说：“陈先生曾多次向我讲述，他和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去找厅长要求拨款遭到的冷遇，每次说到这件事，都非常气愤。”

后来，教育厅耐不住陈训慈软磨硬泡，发300元作为路费，但这根本办不成什么事。陈训慈只好回老家，将家中谷仓中的稻谷全部贱价出售，这才筹到了急需的200元。

从建德往龙泉那次转移，运费又无着落。1937年12月15日，他在日记中哀叹：“又为运书款绌，已向张晓峰借二百金，自垫二百金，今悉罄，无以应挑工工资，乃往访振公，仅借得六十金，应付颇不易。”

学者吴忠良在2014年采访过陈训慈的女儿陈约文，让他倍感唏嘘的是，为了救这些书，陈训慈让即将生产的老婆独自带着五个孩子回老家。临行前，他对夫人只有一句交代：“你们自己逃难去吧”。

这句话，让那一笔一画写下来的8亿字，没有白写；这句话，也让他作为一个丈夫、一个父亲，显得颇为无情。

陈约文对此并无怨言，反而泪流满面，觉得父亲太伟大了。她生在嗜书如命的家族，“江南三阁，文澜独存”的故事自小熟知，当初是八千卷楼的丁氏兄弟，侠肝义胆，才使这些书幸存下来，而“护书仿佛就是父亲的天职”。

陈训慈在《运书日记》中，每每“怆然于怀”，也常想起乱世收书的丁氏兄弟。

1860年，太平军第一次攻入杭州，文澜阁并未遭劫。第二年，太平军再次进入杭州，已经坍塌的文澜阁无人顾及，藏书流散民间。

距孤山10多公里外的留下镇，丁丙、丁申兄弟正在西溪丁氏家祠中避难。元宵节将至，兄弟俩去集市采购，丁丙撕开包装纸，突然瞥见纸页一角有个鸡血印记。

“这不是乾隆御览后的宝印吗？”作为八千卷楼主人，丁家藏书无数，自然认得文澜阁本上的藏书章。

“文澜阁书得无零落在此乎？”兄弟俩心急如焚，但沿街收购，只是杯水车薪。他们打听到，太平军攻城后，文澜阁曾一度作为军营，但并没有被焚，便谋划着潜入城中，到断壁残垣中去找书。

月黑风高夜，丁氏兄弟带着几个胆子大的，潜入孤山脚下的文澜阁，用小船将剩余的书一点点偷运出来，连夜搬回留下镇。

西溪到孤山，需越山涉河，加上沿途太平军驻守，一不小心就会丢了性命。但他们竟然坚持了大半年，救回来的书，虽多为残编缺卷，但已占全部文澜阁本的1/4。

为保安全，丁氏兄弟还把这批书运往上海暂存。这一路也是几次盘诘，太平军“虎视蜂拥，举白刃相向”，最终凭“二君从容剖辨”，终于放行。

谭钟麟任杭州知府时，对丁氏兄弟抢救文澜阁本的义举就甚为感佩。再度到杭州任巡抚，见他们已收回文澜阁旧藏近万册，决定重建文澜阁。

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，新阁建成，书楼依旧在，但书却难全。丁氏兄弟发愿用江南旧藏将剩下的四分之三都补上。他们招募了一百多位书生，个个一手好字，抄遍了丁家祖传的八千卷楼藏书，又从宁波范氏天一阁、杭州汪氏振绮堂等数十家藏书楼借底本来抄。

除了江浙，丁家还派出补抄团，远赴长沙卧雪庐、宣城瞿硎石室等藏书楼去借书抄书，最远到达广州孔氏二十三万卷堂。

整整七年，飞花入字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清明，丁丙在丁申墓地泣泪长告，文澜阁本仅1000多册没有找到底本，剩下的，都抄全了。丁丙后来在《八千卷楼自记》中告诫后辈：“吾祖吾父之志，吾兄未竟之事，吾勉成之，小子识之。”

清末民初，丁家自顾不暇。阁书从文澜阁迁至浙图的德式红洋房，得到更为妥善地保护，丁丙遗志也被一代代浙图人所继承。

钱恂是浙图首任馆长，虽然后来做了京官，但对补抄一事仍系于心。民国4年，他请袁世凯特批，商借文津阁本，在北京的家里设立补抄馆，前后历时八年。

张宗祥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后，决心补抄完整。但他秉性清高，“不愿向公家要钱，受着种种闲气和束缚”，其抄书经费全在浙江籍人士中募集，未动用公家一纸、一笔。

在上海筹款时，张元济、周庆云同时要求他“无论你的官升迁到什么地方，这一件事体必须办到结束为止，不能半途丢着不管”。张的回答是：“除了死，我一定管到底。”

文澜阁本的补抄犹如一场60余年的“接力”。丁丙跑完“第一棒”，钱恂毫不迟疑地接过“第二棒”，张宗祥在“第三棒”奋力冲到了“终点”。

由于补抄本多采自江南藏书楼，未受清廷删改，所以留存至今的文澜阁本，比原本更完整、具有更高的版本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。

比如，岳飞《满江红》中的名句“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”，因“胡虏”“匈奴”等在清代属于犯忌语汇，所以在收入《四库全书》时被改为“壮志肯忘飞食肉，笑谈欲洒盈腔血”，显得不伦不类。存世的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中的《满江红》一词，都是惨遭删改的，只有文澜阁本恢复了这首词的原貌。

数次补抄的“百衲本”存世，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之大幸，对浙江人来说，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传承与寄托。陈训慈生在浙江慈溪官桥陈氏家族，是蒋介石“文胆”陈布雷的亲弟弟，又参与过补书抄书，自然深知这“百衲”中凝聚的心力。

从左至右，丁丙、钱恂、张宗祥

“你们自己逃难去吧”是陈训慈作为馆长的担当，但其代价是，妻子在老家难产丧子，儿女在沦陷区苦苦挣扎。2021年，陈约文在台湾做口述史时，已是93岁高龄，仍不愿意回忆那段童年梦魇，“即便到了这把年纪，偶尔还会做噩梦”。

省内三迁，无钱无车

带着书逃难，还能多次跳出日军围剿，躲过一次次空袭，这与陈训慈曾师从竺可桢，有史地研究功底有很大关系，他似乎总能洞察局势，料敌先机。

1932年，他出任浙图馆长的第3天，一·二八事变就爆发了，商务印书馆总馆和东方图书馆被日军有计划地焚毁，图书事业损失惨重。他写道：“职司文化机关者，亦宜策万全之道，以防患于未然。”

1932年陈训慈与浙图员工合影

此后，他虽患病咳血，还是把图书馆工作“卷上了天”。在他任上，浙江图书馆成了全国最早的“24小时图书馆”，全年365天日夜无休，并为读者代办膳食，省内提供书籍递送。这种书生救国的紧迫感，正源于他对战争的忧患意识。

对文澜阁本，他“常登临摩挲，感念前贤之劳绩不置”，他本想让《四库全书》“深入社会，以为推动一切事业之主力”，但溃败来得比预想还快。

七七事变后，预感到中日军事力量悬殊，他开始筹划“搬书避难”，并向教育部和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打报告。即便没得到答复和经费，他仍命总务组赶制木箱。

陈训慈胞妹陈玲娟当时在杭州艺专上学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参与了清点、登记和装箱工作。8月1日至3日通宵工作的情景，她在百岁时仍历历在目：

“在红楼二层，按顺序摆放着一排排刻写‘钦定四库全书文澜阁尊藏’字样的书橱。打开书橱，看到的是用银杏木夹板夹好的一册册库书，古籍之间垂下来的一张张书签，方便查看和登记图书信息。丁丙补抄后，就制作了这批书橱藏书。”

“由于书橱前后相距的空间有限，放不下正式的办公桌，我只能找来椅子蹲在地上当桌使用，认真登记抄写，开列清单造册。三天中，夜晚遇空袭警报，就临时关灯停工。”

整理过程中，书箱防潮和防蛀是重要问题。为此，她特地去自己上学的艺专找来一批油画布，又去街上购买了不少樟脑丸和棉纱布。装箱时先把油画布垫箱底，书装满后再在箱内四周放上散发樟脑味的小布袋。遗憾的是，临时寻找防潮材料不易，仅一部分书箱做了这样的保护。

4日凌晨，228个木箱，包括文澜阁本140箱、善本88箱，在月光下泛着微光，馆员们用墨笔在箱底写上“浙图孤山分馆”，算是最后的身份证明。

早上，天公偏不作美，台风过境，在西湖掀起数尺大浪，许多大树连根拔起。为了赶在钱塘江封江之前离开杭州，卡车冒雨将书运至南星桥码头。陈玲娟目送史美诚、夏定域、毛春翔、叶守荣等护书人消失在风雨中，哪知，这一去就是9年。

陈训慈没有随书登船，他还要继续搬书撤离，还要联络各方创办《抗敌导报》，就连宁波天一阁的9000多册藏书到浙南，也是由他组织抢运的。杭州沦陷前三天，他才最后撤出，妻儿逃难回老家，他也没去火车站送行。

8月5日中午，库书抵达富阳渔山。馆员夏定域站在船头，望着两岸青山，分外亲切，他就是富阳人，与渔山乡绅、时任《东南日报》编辑的赵坤良是同乡挚友，早在战前，他就来勘察过这里的地形，将藏书点定在赵家老宅。《富春渔山赵氏家谱》中记载：“此地距江岸十五里，群山环绕，人迹罕至。”

从码头到赵家老宅还有15里山路，赵坤良早有安排，百余村民肩挑扛抬，终于在天黑前完成了书箱搬运。张水木老人在91岁时回忆：“重的箱子两个人抬，轻的一人挑两箱，来回一趟要两个小时。”

为确保安全，赵坤良拆掉了老宅的灶头，严禁宅内使用明火，并让家人都搬到新宅居住。浙图馆员毛春翔等，有的会点武功，在楼下日夜守护，三餐均由赵家人烧好送来。

渔山有码头，便于沿江转移，但与杭州仅一江之隔，并非久留之地。毛春翔回忆，及至十月间，日机轰炸杭城，山里也可闻见爆炸声。“一旦杭州失守，侵华日军旦夕渡江，随时可达，库书安全顿成问题”，陈训慈决定，继续沿着水路跑。

出发前，夏定域抽空回了趟老家。道别时，见长子夏锡楚已11岁，便想着把儿子带在身边，历练一下，没想到，这一路苦旅，竟造成儿子因病早逝。

这次转移，仍没有经费，还是总务主任史美诚向赵坤良借了200多元。小船逆水而上，“越桐庐，至俞赵，船重水急，无法上驶”，不得已，又卸船装车，花了三天时间才运到浙西建德。为了借车，陈训慈被官僚耍得团团转，吃尽苦头，最后还是向自己的老师、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求助，才从浙大西迁的车队中抽调了一辆。

12月24日，杭州沦陷，建德又成前线。陈训慈听说南京也沦陷了，不由担心文渊阁本有失，文澜阁本成了孤本，建议教育部将库书内迁，以保存文献。可浙江省政府就是不愿意库书出省，希望在省内觅地隐藏。

中央和地方之间互相扯皮，陈训慈周旋其间，受尽夹板气。那年元旦，他坐在去金华的船头，把自责写进日记：“此次仓皇迁避，搬书未完，未达安全之地，尤觉未能善其守书之职，忧咎难以自解也。”

“当时船只极少，浙图又无自己的卡车，省教育厅虽有经费而不允拨款，幸赖竺师对浙图之同情，对文物图书之重视，慨然命浙大腾出自己的运输卡车，多次为浙图抢运阁书及其他书籍。”在浙大帮助下，库书于1938年1月转运到了四面环山的龙泉。

龙泉旧属衢州地区。杭州笕桥机场失陷后，衢州机场成了东南战局的重中之重，也是日军的重点军事目标。

教育部再向浙江省政府连发三通加急电报，但省政府主席黄绍竑，是桂系军人出身，对《四库全书》全无了解，甚至还问身边的人，这书是不是某种档案。

会上，他表态说，土地人民都放弃了，还谈什么文物。教育部如果要，就自己来运吧。也就是说，书要运到外省，省政府不出钱，不出车，不负责。

数次呈请迁书未果，1938年1月7日，陈训慈写道：“今既无馀钱又无交通工具，无米之炊，前已饱受痛苦，今将安所效力。瞻念万一疏失，将何以对浙人，何以对文化，不禁殷忧，尤不禁对主持教育行政者致其愤愤也。”

僵持不下时，浙大校长竺可桢再向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建议，这套书“硕果仅存”，应该转移到大后方，并表示，浙大愿意支援。1938年3月，竺可桢筹集到2000元，作为到贵阳的垫付款，并派浙大教授李絜非到龙泉，协助运书。

贵州六年，洞里藏书

1938年3月27日，文澜阁书出省西迁的苦旅启程了，仅在武夷山和仙霞岭中迁回，所遇的险情，就不计其数。

自浦城至江山峡口，山势险峻，天气恶劣，一辆装书的车翻入江中。毛春翔从那辆车上摔下来时，由于身上背了一只手电筒，夹在腰上，致使腰部受伤，一直到好多年以后，仍常闹腰背痛。

“人可以死，书不可以损失”，毛春翔竟跟着书一起跳入水中。幸亏书箱沉重，不久便沉底，并没有冲走。毛春翔恰好是江山人，他用家乡话对来帮忙的乡亲们说：“这些都是因日本鬼子而‘逃难’的宝书，请父老乡亲助上一臂之力。”老百姓一听江山口音，都觉得亲热，又听说这书是“国宝”，便连价钱也没讲，一个个跳到冰冷的河里。

捞上来的11箱书若不及时暴晒、晾干，很容易“结饼”或霉烂。所幸第二天有太阳，一大早，毛春翔、虞佩岚等就向老百姓家里借来竹簟，在城隍庙的天井里晒书。

礼贤的城隍庙天井在大堂最内侧，有两处，呈对称分布，各9平方米左右。两个天井里铺满湿漉漉的古籍，太阳虽大，可初春的阳光毕竟力道不足，两天晒下来，书籍仍在渗水。

鉴于形势极为严峻，江山不能久留。负责押运的李絜非痛下决心，湿书装箱，重新上路。《四库全书》搭上火车，经江西萍乡，过湖南株洲到长沙，又经湘北、湘西，一路风雨兼程，于4月25日抵达贵州贵阳，秘藏于西门外的张家祠堂内。

摆在护书人面前的首要问题，还是在江山落水的那11箱湿书，尽管大家在路上见缝插针地晾晒，但耽搁一个月之后，情况比当时更糟，必须在太阳底下翻晒。

所谓翻晒，就是要先一页一页将其小心仔细揭开，再垫上毛纸晒，这11箱书有300多册共15万页，可见工作量之大。

贵阳的天气是出了名的阴晴无定，“天无三日晴”说的就是这里。当时是春天，老天的脸更是说变就变。夏定域带着几名临时工，见太阳高照，就赶紧快手快脚摊开，但往往刚摊几排，雨点就下来了，又要以更快的速度收书。他们就这样反反复复，不厌其烦地干了好几个月，唯一可欣慰的是：由于这批书的纸质较好，并没有出现霉烂的现象。

原以为贵阳地处万山之中，是个安全地带。不料，忽然又有18架日机袭击贵阳市中心，炸毁建筑无数，伤亡数千人。张家祠堂距市中心只有2公里，若再来一次轰炸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夏定域等人向贵州图书馆的同行请教，该馆有位勤杂工向他们建议：“贵阳北郊的山上有个地母洞，可藏很多书，还不怕敌机炸。”

贵图馆长蓝端禄秘密派人到地母洞勘察，发现这是一座被茂林覆盖的天然溶洞，处在高山顶，洞高四五丈，深七八丈，有一百多平方米，确实是个天然书库。

他们在洞边搭了三间茅屋，作为办公室和宿舍；洞内三面隔板，顶上搭斜棚，覆以瓦片，涂白灰，防漏；下置木台，离地约2尺，周围撒石灰，防潮；洞外疏浚沟渠，防雨水侵入，算是有备无患。文澜阁书在地母洞里，终于过上了安稳日子。

1942年浙江图书馆工作人员与精心保管的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在贵阳地母洞中合影

1940年秋，陈训慈应其兄长陈布雷之邀，到重庆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任职。上任途中，他专程绕到地母洞查看文澜阁书保管情况，恰好夏定域应浙大之聘，将任国文系教授；毛春翔也受老乡何炯之邀，要到湖南黔阳县任教育科科长。

陈训慈担心库书无人看管，就将与自己同行的表弟柳逸厂留在贵阳，接替夏定域的工作。后柳逸厂因病辞职，陈训慈亲自写信召毛春翔回来，并寄旅费300元。毛春翔是浙图人，一路护书到富阳、建德，亲历江山翻车，对这部书感情很深，便辞官回到了清苦的山洞。

自他接手后，除按以往组织秋季晒书外，还在春季加晒一次。因是主动加晒，没有向教育部申请津贴，只勉强从办公费和自己的工资中挤出一点补助款给雇工。毛春翔后来记道：“黔人质朴，得此少许津贴，亦知感奋，汗流浃背，毫无怨言。”

陈训慈虽然离开了浙图，但在重庆期间，利用一切机会，向蒋介石、陈立夫汇报文澜阁书的困境，催促重庆政府拨款护书。

1943年，蒋介石电令贵州省主席吴鼎昌：“地母洞潮湿，藏书恐霉烂，应另觅安全处所迁藏。”后经贵州省教育厅实地勘察，开箱验书，发现图书保存完好，也就不换地了。

护书功臣毛春翔在《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》中说：“八载深锢边陲，卒复完璧归杭，是谁之力与？曰陈叔谅先生（陈训慈字叔谅）之力居多。凡人事安排，经费请领，防潮设备之改善，员工生活之维持，以及其他有关阁书之安全者，皆赖先生主持维护于其间，前丁后陈，并垂不朽。”

央图争宝，劫后回归

书在洞中5年多，眼看抗战曙光已现，日军却突然杀入贵州独山。毛春翔赶紧给老馆长发去快电，陈训慈则在重庆斡旋，最终，教育部决定将书运到自己眼皮底下保管。

12月13日，文澜阁书运达重庆青木关，秘藏于教育部部长公馆隔壁的4间大瓦房中，公馆配有4名警卫，备有武器，安全不成问题。

《四库全书》迁徙到重庆青木关时，竹排载文物卡车过河

一时间，文澜阁本未来的去向，又成了关注焦点。

早在书存贵阳时，就有传言说，贵州大学想把书留下。竺可桢还给陈训慈去信，请他留心，最好让贵州早点打消这个念头。

近年来档案公布，才发现这是个误会。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，并非留书，而是想借书抄书。最后教育部提出折中建议，抄全书“极为不易，且有散失之虞”，可以抄写“书中有关西南文献为外间未经刊印之孤本”，为防止阁书散失，抄写工作不能离开藏书场所。

这项工作后来由贵州大学教授、国学大师柳诒徵具体办理。可惜的是，在地母洞抄的《四库全书》西南文献，后来皆毁于战火。

书到重庆，又传出“蜀中有力人士倡议文澜阁书应留西南，以助拓展文化”。不过，阁书最有力的竞争者，当属即将返回南京的中央图书馆。

为应对四方争宝，1945年2月，在重庆的浙江人成立了文澜阁书保管委员会，“当时是以保管妥善为理由，实际是预为以后原壁返浙之地”。

抗战胜利后，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蒋复璁果然找到了保管委员会委员张宗祥，希望阁书能放到南京，理由是南京是国都，“放在南京更起作用”。

张宗祥毫不客气地把他顶了回去：“我补抄时未用公家一纸一笔，都是向浙江人募捐来的私财，外省的富翁也不曾惊动一个。所以现在这一部书多少有一部分属于浙人公有的，政府先征求浙江父老的意见，看看如何？”

竺可桢也力拒中央图书馆接收的要求，坚持“浙人护之，浙人存之”，后经浙江参议会代表民意，电告南京政府，此议才作罢。

九九八十一难后，文澜阁本终于由6辆汽车载运，11名警卫护送，毛春翔、夏定域等6人押运，离开了青木关，踏上了还乡的归程。

这50多天，在毛春翔记忆中仍是“途中麻烦之事，困苦之状，非数纸所能尽”。他们在衡阳遇匪，开火几百枪，才驱散劫匪；在上饶遇到罕见洪水，在永新又差点翻车，“凡此皆为令人永远难忘之遭遇”。

1946年7月5日——90岁高龄的毛念慈仍把这个日子记得牢牢的。因为那天，阁书回到了西湖孤山的红楼。之后没多久，父亲毛春翔终于站在了家门口，20岁的他，给父亲开了门。

他的父亲陪《四库全书》“离家出走”8年又11个月。回家那天，依然穿着粗布长袍，好像刚刚下班一样。他的脸上，也看不出一点劳顿，只默默从包里拿出两双皮鞋，递给孩子们。

他的母亲也没说什么，只是抱怨，这么久不晓得寄一点钞票回来：“噶许多年做下来，还买不到一光（江浙方言：一根）油条。”

8年里，夏定域与家人也断了给养和通信。长子夏锡楚，跟随父亲一路颠沛，在长身体的年纪缺少应有的营养，不幸患上了骨癌，刚回家便去世了。为此，夏定域深受家人责备，他含泪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原拟将楚儿托四弟从金华带回家乡，但因交通问题，才顾自己带往后方，不意竟铸成大错也！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这些护书人，仍旧围着书打转。

古籍保护学者顾志兴回忆起自己十几岁在浙图看书时的情形，张宗祥、毛春翔两位老先生就在他身边。“张先生的抄书我是亲眼见到的，目不旁骛，专心抄校。午间吃饭也是手不释卷，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民国间十分流行的武侠小说《蜀山剑侠传》，边扒拉饭粒子，边看书。有时朝我笑笑：小朋友，该回家吃饭了。”据统计，张宗祥一生共抄古籍9000余册，果然如当年补抄募款时的誓言一般，“至死方休”。

在孤山古籍部入门处的狭小走廊里，时任古籍部主任的毛春翔曾办起了一个小小的版本展，在一张长条桌上放着浙图收藏的几部古籍，其中有文澜阁本的几种抄本，以及明代刻的“南藏”或“北藏”的《大藏经》、最稀奇的几片贝叶经。“毛先生坐在一张木靠背椅上，每逢读者进出驻足，他必站起来讲解，不因我年少，也是如此。”

2020年，一场特殊的捐赠仪式在杭州出版社会议室进行。捐赠人已于7个月前去世，她就是106岁的陈玲娟——抢运文澜阁本中，最后离世的亲历者。

陈玲娟的儿子赵一新说：“我的舅舅陈训慈，在世的时候，和我母亲两人，常常在我们面前提及库书西迁的往事。母亲临去世，依然对当年的经历记忆犹新。我的舅舅和母亲，兄妹俩一直有这样的愿望：绝不能让80多年前的护书行动在历史中湮没，尽可能寻找保护好西迁沿线每一个藏书或途经地，尽可能找到护书人的后代，尽可能收集到当年的实物和图片等，充实丰富西迁史料。”

90大寿时，陈训慈捐出了记载运书之苦的《丁丑日记》手稿及148封各界名人信札。陈玲娟则在逝世前留下遗愿，捐赠历史照片、大公报史料、《陈训慈传》等史料。